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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 陈先生您好，我是新疆证券研究所的，房价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刚才您说房地产开发商、政府还有有房者三方力量都不希望房价上涨，您认为房价下跌力度比较弱，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陈兴动： 在我看来房价往下调整幅度不大，我们理解，对房价调控是很现实的目标，要求这个地方房价增长不要大幅度超过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3％、4％，允许房价增长 6％、7％，房价基本上应该是上升的趋势，而不是把房价降下多少。把房价调下来的部分主要是高档的投机部分，比如在上海就比较明显，海外朋友会回到上海买房子，在过去12个月，在房价调控之前，这部分房价肯定往回调。今年年初我自己有机会到上海出差时候，我在上海走了十多个楼盘，我跟每个楼盘聊，我不敢说很精确，感觉上80％房地产买了不是住，而是卖，一个房东跟我讲，他的房子孩子买的，老头、老太太住在里头，说三个月里头他的邻居已经换三次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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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现在房价的走势，我还看不太准，全球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他有能力把房价调控的恰好，房地产政策调控总是出现要么调的不够，要么过度调整，需要用市场这只手进行调整，伦敦房价已经炒得很高了，现在房子是向下看的，政府采取的办法是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加强房地产抵押贷款条件，跟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但是市场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房子价格涨幅超过 30 ％，以后再往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可能要往下掉，我不知道房价会降多少，但肯定会降，主要在高档房地产当中，而且主要是投机这部分。
提问： 我是南方证券的，陈主席您刚才讲到中国股市要治理癌症，这段时间证券市场下跌大多数原因是因为上市公司对价问题，您对上市公司对价有没有一些看法？
陈兴动： 股价之所以降这么多，说明中国投资者的脆弱性，换句话说中国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个人投资者还是占主要部分，尽管现在机构投资者在增长，但是个人股占的比较大。另外投资者心理成熟度还不够，还没有一套非常好的判断，这个企业究竟有多少真正投资价值，换句话说市场均衡价大家的判断，由于采取对价，对价本身不是均衡价，在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之间形成一个协议，只有靠市场调整多少是充分的，处于自我保护的办法，股票价格继续下降，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我相信，有相当好的企业，他们价格如果按照这个大趋势走下去，会出现超卖，回过头来，市场分裂时候，不仅仅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分裂，包括投资者的分裂，对某些股票看法完全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我最近不断接到我客户的询问，当我竞争对手都在喊中国明年经济会调到 4％、5％、6％，我说调不下去，明年经济增长至少还在8％以上，虽然摔下去，但是不会摔的很重，前段时间有一个比较大规模下跌，现在投资者们说是不是可以重新开始有选择的逐步的建仓，但是并不是所有客户都这样，最好的是在底部买进，但是谁也不知道底部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顶部在什么地方，肯定在底部之前买进，有很多机会。
陈东琪： 我只是有一个理念，我很相信均衡，静态的、动态的，当然我们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大家在讨价还价，这个过程可能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变化，和市场本身的变化，可能会比较长，但是要看这个过程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十年繁荣五年调整之后，这个时候市场有可能有一种均衡力量。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要有动态均衡的考虑，市场一定是均衡的、动态的；第二个建议，要有战略性，我理解中国股市经过五年大调整，要在一个区域之内，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段，一定在一个区域之内；第三个建议，中国经济现在处在结构转型期，股市也是这样的，是有结构的。这三个建议你可以考虑，决定你的行为，五年以后、三年以后，甚至两年以后都会见效的。
提问： 陈院长您好，我是中国科技证券宏观经济研究员，我叫孙朋，关于人民币汇率陷入被动或者怪圈，一方面美国不断压迫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包括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采用最棒的政治手段和最烂的经济手段，中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希望人民币调整，我们也看到，中国这方面准备好象不是特别充分，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比较适合的？
陈东琪： 这是一个大问题，尽管我们抛开时间段来讲，中国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或汇率水平的调整首先考虑的是国家自身的利益。刚才兴动讲了还不仅仅是静态短期利益，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战略利益，所以美国学者也好，美国政界人士也好，可以谈战略，但是我们的决策第一要看战略利益，我调汇率水平会不会影响战略利益，我先不谈经济，我只谈货币本身，我认为中国一定要知道自己信用预期；第二个战略意义，这种调整水平提高，会不会影响类似于刚才兴动讲的日本经济付出的代价；第三个战略意义，对我们经济均衡格局破坏会是怎样的？比如我国的进出口，我国的就业，我国企业竞争力等等。，至少这三方面战略意义是一定要考虑的，不管在什么样经济条件下。我强调现在更应当强调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如果经济在上升途中，现在条件发生变化，加上外部不确定性，可能都会导致中国经济在未来不确定性的重叠，在这个条件下，第一原则是基本稳定，至于美国议员的说法，我们要考虑自身条件如何，战略意识、策略意识、时间概念、幅度的考虑要综合到基本稳定上。
提问： 大家都讲宏观经济问题，也谈到宏观调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陈院长您认为宏观调控，特别经济周期的影响有多大？比如延长了这个周期，还是缩短这个周期，这个调整时间大概是多长？
陈东琪： 这一轮宏观调控政府主动性意识比较强，主动性意识不是发生在经济高增长时候，所以第一个效果是抑制了经济全面过热，第二个防止了过高的通货膨胀，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去年 CPI 最高 5% 以上，年终平均3.9％，没有出现前几次那种高通货膨胀；第三个效果，实际上促使了相关结构调整，尽管结构调整主要靠市场，但是结构调整现在看起来还是有效果的，由于我们有一些结构调整方面改善，所以我估计这次调整应该是温和的，当然还有其他效果。
讲到时间，这次调整时间不会很长。
第三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说这种调控时间是不是延长了周期时间，尽管在很多地方也讲，这一轮要通过微调等等方式使经济防止大起，避免调整时候出现大落，社会周期能不能拉长一些，是想使调整之前预警时间拉得长一些，现在很难下结论，我们只是判断。
提问： 我是姚新东，您讲第四个结论的时候，认为宏观调控企业未来面临巨大挑战，结构调整要加强，从证券市场角度，由于股权份置改革全面铺开，为了加快企业并购重组创造了客观条件，我们也做一个研究，得出这么几个结论，第一，从 1992 年到现在中国股市长期平均年均回报率是 7.32％；第二，现在证券市场基础为恢复本色奠定了基础。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国家政策制定层面如何加快和指引企业家快速的并购重组，有没有一个思路能够促进管理层加快企业并购重组？
陈东琪： 从政府层面来讲，首先是加快制度改革，包括我们的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制度性的改革，原来制度性壁垒取消以后，才会有这样一个环境。我们要按照企业本身长远发展要求进行并购重组。
第一如何推动所有领域制度创新，制度改革，把造成要素流动性的制度壁垒去掉，我想这是共识。
第二利用我们 WTO 后过渡期一些要求和承诺，改变计划经济条件遗留下来准入门槛，并购主体应当是多元化的，而且应该是竞争的，不应该是行政的，这就要求我们投资主体并购主体对标的企业进行并购时候应该是有选择的，如果在目前这样一个条件下，没有形成充分自由环境，这个很难进行，产业行业准入门槛要逐步取消，从目标状态来讲，一定要取消。
第三需要我们有相应的产业政策的引导，告诉企业我们在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在更长远时间里政府推动产业安排到底哪里是重点，比如我认为有几个要点：第一要强化新型工业化，我们要搞制造，要提升制造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所以工业产业政策导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路子应该比较清晰；第二个要点，对未来性行业，尽管短期看，企业可能没有激情加大投资，政府应该给予诱导，比如服务行业里面的软件也好，金融也好，保险也好，这些领域的引导；第三个要点，政府掌握的这一部分但是又不是政府直接投资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投入，这块投资体制改革要转换，包括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应该说还是处于管制状态，在今后诱导、引导鼓励企业进行并购时候，你产业政策导向上应该有一个清晰目标。一个制度创新，包括股权制度改革，甚至包括 FDI 等等方面逐步放松；第二准入，尤其垄断产业；第三产业政策导向。
当然并购靠企业做，比如海尔、中海油、联想等等。最后一点要打破地方之间的壁垒，我们现在并购很大障碍就是地方财政约束会限制，从这个角度讲，需要我们从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政策安排上考虑加快企业并购重组。我认为要使企业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具有更大更强竞争力，一定要加强并购。
陈兴动： 关于并购我讲三句话：第一中国进入到并购的好时机，中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工业化，现在叫工业化中期阶段，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由于大量的产量过剩，现在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平均在65－75％，有的行业产能过剩特别厉害，这就导致为什么原材料价格不能向消费品价格进行转移，转移下去。毫无疑问，上游产品价格涨价，下游过剩，这就出现并购机会，并购从来不是主动的，是被逼的。第二对并购的预期不是很高，刚才陈院长讲的非常清楚，政府应该采取非常好的办法，使并购回归市场行为，现在政策上不存在，并购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现在许多投资者宁可建一个新企业也不愿意并购一个企业，这因为制度成本大大超过并购的成本，这一点必须解决；第三点，并购发展趋势来讲，这个势头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角度讲，我们需要考虑哪些行业的并购，需要进行比较细致的分析，我觉得并购机会主要还在轻工、消费品行业。
主持人： 陈院长像精通医道的老中医，陈兴动先生像一位西医，药方开的怎么样最好还是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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